一张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全国“地图”正在徐徐铺开。

　　8月上旬，北京市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了首都国企改革的方向，这是市委市政府今年印发的第一个改革性文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有媒体统计，自去年上海率先推出“国资国企改革20条”后，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近20个省市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企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一直以来备受国内外舆论瞩目。梳理近期互联网上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可以发现，不少业内人士判断，如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的鼓舞下，伴随着各地方案的次第出炉，走过数十年历程的中国国企改革，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阶段。

　　各地国企改革方案相继出炉

　　虽然“国家版”国企改革方案尚未出台，但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条文，无疑为各地方案的制定划清了方向。

　　公报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段论述寥寥百余字，却铿锵有力、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一个名词十分抢眼，那就是——活力。

　　新阶段国企改革的目标，正是要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而纵观各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虽各有侧重，却不外乎围绕“释放活力”这一主题展开。

　　上海方案“敢为天下先”。去年12月，上海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打响国企改革第一枪。其中，“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核心”的思路，以及“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的举措，引发业内人士的强烈关注，成为方案最大亮点。今年7月，又发布《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边界，令改革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重庆方案“一语惊四座”。重庆是国企比较集中的城市，今年4月，重庆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未来三至五年，2/3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力争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培育3至5家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还提出，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广东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作为经济大省、国资国企重镇，早在今年2月，广东就亮出国企改革征求意见稿；但直到8月下旬，正式方案才面世。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广东省高层亲赴企业调研，方案历经多番修订、改动不少。最终出炉的改革方案，时间表十分清晰：2015年，全面完成国企公司制改造；2017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2020年，竞争性国企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30家左右营收或资产超千亿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此外，其余多地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都深具特色：山东方案提出“同股同权”，省属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坚持同股同权，股东依法按出资比例行权履职，董事、监事、高管要对公司和股东负责；天津方案突出“多层次”，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方面，提出“分类分层推进股份制改革”；江苏方案为改革专门设置罕见的“容错机制”，即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依法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改革措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应当给予包容。

　　“京版”改革方案三大导向值得关注

　　“在全国来看，北京的这份意见出台时间不算早，但是一份比较实在的改革指导意见，而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东西，”围绕北京市新出炉的《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张文魁评价说。

　　在首都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企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属企业资产总额27208.5亿元，已交税费总额348.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4715.2亿元，利润总额229.8亿元。

　　然而，国企和这座城市的联系，绝不仅仅体现在冷冰冰的数字上。京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深深地烙着国企的印记。公租房、保障房破土，蕴含着首开集团、住总集团、建工集团、城建集团、金隅集团的耕耘；猪肉、鸡肉、粮油、糖酒、牛奶的正常供应，离不开京粮、二商、首农；鸟巢、水立方、磁悬浮等城市标签，凝聚着国资公司、北控的心血；百年品牌义利，面包、糖果等一轻人的“杰作”，陪伴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因历史原因被雪藏16年的北冰洋汽水，2012年一回归市场，就唤起很多北京市民的记忆，供不应求，当年就销售190万箱。

　　多年来，北京市在国企改革方面从未止步。近年，通过对市属国企“调改剥退”、“调改合创”逐步形成了以基础设施、公用服务业为基础，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雏形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而如今，《意见》的出台明确了新阶段北京国资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实现路径，为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战略机遇。

　　北京市《意见》出台后，迅速引起全国范围内高度关注。通过梳理各方观点发现，“京版”国资国企改革亮点颇多，其中三大导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紧紧围绕首都功能定位。《意见》明确指出，通过深化改革，使市属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成为提供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城市运行的主力军，成为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承担重大任务的中坚力量，成为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引领重点产业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成为维护首都和谐稳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北京市副市长张工表示，这是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市属国企要紧紧围绕首都战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处理好首都战略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特殊功能作用，在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在服务首都发展大局中履行好自身职责。

　　二是强调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意见》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并绘制了提高国资集中度的实施路径。张工表示，“优化国资配置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前，北京市国资分布过散、战线过长，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要实现国资国企改革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提高国资的集中度。”

　　三是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市属国企与中央企业的合作，鼓励有诚信、有责任、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本企业改制重组。此外，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对城市公共服务类、特殊功能类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竞争类企业，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其中战略支撑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相对控股，一般竞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相对控股或参股。张文魁说，北京市《意见》提出推动一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一级企业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与其他已经出台类似意见的省市相比，这一条足以“以一当十”。

　　新一轮改革或专啃“硬骨头”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

　　1978年至1992年，重点是“放权让利”，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1992年至2002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概括为“十六字”方针；2002年以后，以国资委建立为标志，进入到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与前几轮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的背景和重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已经不是当年可比。与此同时，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改革的命题不断深化，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着不少难题。

　　对于国企下一步的改革，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还要致力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提出，新一轮改革举措对国企改革中的关键问题都有所涉及，有的还涉及深层的利益调整。比如，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则认为，经过了30年的改革，国企改革还有四块“硬骨头”要啃：一是“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何实现，二是职工持股如何实现，三是市场化退出如何实现，四是企业办社会如何分离。这些“硬骨头”的存在，既有观念、利益的问题，也有政策、成本的问题，要真正把这些“硬骨头”化解掉，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从中央和地方已推出的改革举措来看，国资国企改革已经开始破冰前行。

　　中央层面，7月15日，国资委“四项改革”出炉，六大央企被置入四块改革试验田中，此举“标志着国资改革进入顶层设计与试点先行同步推进的阶段”。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此文件旨在解决饱受舆论诟病的“国企高管薪资过高”问题，“改革的推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勇气”。

　　地方层面，从目前已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省市的情况来看，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结构调整、企业分类监管等多个方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各省市都有相关阐述，其中，重庆、甘肃、江西等六个省市还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指标。在国有资本配置方面，也都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北京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等领域，并提出城市公共服务类和特殊功能类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占到国有资本总量的60%以上。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有“80%”的指标，要将国有资本集中到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国企改革重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

　　摆正心态看待国企改革未来

　　国企改革，牵一发动全身。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微妙和复杂的一环，国企改革相关政策举措常常被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接受各利益方的评价和衡量；而利益调整与舆论风险的复杂叠加，又再次加大了国企改革深入推进的难度。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国企改革？

　　一是全面客观地认识国企所发挥的作用。近些年来，国企被贴上了不少负面标签，甚至有人公开称“国企根本没有在为中国做什么贡献，是全国人民在白养这些国企”。然而，事实上，国企的发展壮大，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说明，国企无论是在经营业绩、利润税收还是在科技创新、海外竞争方面，都有着亮眼的表现。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企业已达89家，其中82家为国有企业。2003—201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43.42万亿元，年均增长16.8%；实现利润从4951.2亿元增长到2.57万亿元，年均增长20.1%；上交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72万亿元，年均增长18%。在科技创新方面，基本上国企囊括了历年国家科技创新一等奖，而家喻户晓的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成功交会对接、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蛟龙号正式应用于深海研究勘探、4G移动通信技术投入商业运用、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等，都是国企带来的荣耀。

　　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产业竞争异常残酷，国际经济领域“大洗牌”事关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企改革的现状。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更大更远的历史时空坐标系中来考察国企的发展过程及其生存环境，我们便可以对国企改革的曲折历程多一分理解。

　　国企作为企业，在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它们体量大，与国民经济“嵌入度”高，深入骨髓；作为单位，在“企业办社会”的惯性下，它们代行了太多本该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责。国企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非议，本质上都根源于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产生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转轨过程中仍未彻底解决的“二元化”结构性问题。如今，崛起中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这一矛盾。有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新一轮国企的改革方向，将是定位于以市场的手段让国企成为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并向社会释放更多“红利”。

　　三是以成熟的心态谋划国企改革的未来。改革，要“蹄疾而步稳”。在各地策马扬鞭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提醒改革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不能操之过急。8月20日，一篇题为《合理定价才能防止国资流失》的评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中说，“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只能一对一协商，没有参考价格，交易很难判断合理与否。防止国资流失的关键就是完善价格发现机制。越多国企进入以交易所为代表的公开资本市场，国有资产的权益就越有保障。”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呼吁“国家版”改革方案尽快出炉，“中央和地方的政策衔接非常重要。”

　　沧海桑田，枯荣几度。经历了数十年沧桑的中国国企，将要开启新的篇章。

　　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9期《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