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我国国有企业快速发展。2012年，42家央企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数量比2010年增加12家。虽然国企发展迅速，有关争议却愈演愈烈。一些学者反复强调国企绩效来自垄断，主张国有企业应从营利性领域（不仅是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笔者认为，随着大企业时代的到来，以大型国企为主体，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携手共进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续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需积极应对大企业时代的到来

　　大企业时代的到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自19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先后进入大企业时代，它们通过不断并购，向采矿、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新兴产业等领域扩张。放眼世界，当今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竞争仍然是国际竞争的焦点。作为国家竞争力支柱的大型企业集团，是这场竞争的真正主体。

　　作为大企业时代的后来者，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知识、技术、原料、市场的垄断，利用卓越的战略与职能管理能力，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开展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挑战，推行大企业战略是后发国家的不二选择。韩国和日本正是依靠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的。以韩国为例，2011年，三星集团一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就超过本国GDP的1/5。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制造业市场大，开放时间较长而限制较少，早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觊觎的主要领域。中国企业要想立足本土、冲出国门，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速扩大规模，提高战略和职能管理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技术、更快的速度进行追赶。

　　并购是大企业形成的必由之路。研究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是通过并购，而不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20世纪，美国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从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多元化并购、杠杆收购到跨国并购，形成了当前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组织格局。美国的通用电气就是通过跨国并购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地位。通用电气在韦尔奇任职CEO的近20年中，完成了993次兼并，市值从13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时的5600亿美元，并连续9年保持增长率超过10％。在速度和规模的双重约束下，中国企业必须对现有产业组织格局进行快速和大规模的整合，走出快速并购成长的中国道路。

　　二、大型国企是大企业时代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

　　当前，中国正在经受大企业时代孕育的阵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步入瓶颈期。“小散乱差”成为困扰中国制造业的普遍问题，低价恶性竞争成为中国企业的典型生存方式，而产品质量低劣更是成为中国消费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领域，过度竞争并没有带来市场秩序的改观和行业价值的提升，反而见证了产业发展的长期停滞和徘徊，以致出现钢铁企业“养猪求生”的无奈之举。面对这样的困局，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亟须创新发展思路。

　　破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国企与民企的融合，共同迎接大企业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互补合作、共存共荣的关系。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环境下，小微企业数量虽多，但它们大多数管理和技术水平不高，融资能力较弱，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而大企业具有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的优势，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因而具有强大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和长期适应性。大企业还会通过对中小企业供销渠道的支持，增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但是不论大企业是国企还是民企，要想在竞争性领域长期生存，都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团。

　　国企特别是央企是中国大企业时代的中坚力量，中国应当选择以大型国企为主体整合、融合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企业形成之路。30多年来，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企拥有优秀的企业管理者、科技专家、高精尖的技术储备和先进的装备设施。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快速大型化面临诸多外部限制。现代科技、股份公司制度、治理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私有产权的激励作用大大降低；而民营企业从私人或家族企业走向公众化和大型化，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在大企业时代，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大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态，是各国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它们影响着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广泛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维护国内经济社会稳定、缓解就业压力、应对重大灾难和金融危机、开展国际战略合作等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而大量跨国巨头进入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改变母国控制核心技术，支配投资与利润分配的事实，它们甚至成为实施政权更迭、干涉他国内政的真正推手。在这方面，它们与其母国利益和政府行动是高度捆绑和一致的。对此，美国学者赫德森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其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

　　为更好地发挥国企在大企业时代的作用，要克服一种片面性，即强调国企高管不应与政府官员发生身份互换。其实，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身份互换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实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照样也存在。在美国学术界，高管与官员的身份互换被习称为“旋转门”。例如，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每个国务卿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高管与官员的身份互换，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在中国，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身份互换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国企的角度来看，人才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自己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30多年来，通过年轻化、专业化、公务员公开招考等措施，中国政府官员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部门集聚了越来越多文化水平较高、国家方针政策掌握较好、管理能力很强的优秀人才。这样的人才也是国有企业所缺少的。国有企业在吸收包括民营企业家和海外职业经理人的同时，也需要从政府部门吸收具有行政管理能力与决策经验的官员，这两类人才难以相互替代。从政府的角度说，国企高管从政，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经济建设的人才，使得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更加有效。

　　三、大企业时代需要推动国企与民企融合发展

　　当前，有些人强调，国企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主要来自民营企业，从功能上看国企只能限于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必须私有化。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执着于新自由主义的陈腐教条，而没有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实动力。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和中国国企改革的成功已经充分证明，不顾国情照搬外来理论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大企业时代中国的改革发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大企业时代中国国企和民企共同发展，必须打破“零和思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走向市场引导的国民共进的渐进探索过程，多种所有制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奇迹是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做出的。如果没有改革初期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倾斜，没有大批中小国企转制为民营企业，没有大量国企精英走进民企，民营企业不可能发展如此迅速。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企业受益于民营企业竞争的同时，民营企业也一直受益于国企的存在。经过10多年的改革发展，通过联合重组、控制权革命、股权多元化和招聘市场化等措施，中国国企的产权结构、管理方式、经营绩效已发生实质性变革。许多国企已经或正在实现国企控股的社会所有制，管理的现代化程度总体上远远超过家族化经营的民企。中国国企的改革实践，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念，比分股到民、管理层收购等“私有化”的主张和“零和思维”要高明得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等，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一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发展的道路。

　　把国企的发展归因于垄断，以及把民企的发展困境归咎于“国进民退”，不符合事实，也缺乏理论说服力。实证研究表明，国企绩效改善主要来自于改革重组、引入竞争等市场化机制。上世纪90年代，国企垄断水平更高而效益却比现在差，这也说明，垄断不是近10年来中国国企的绩效增长的必要条件。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制造业企业迅速规模化、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任务，不可能单纯通过现有民企力量来完成。从企业史的角度看，国企和民企是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国企通过十多年的改革，数量减少了，但剩下的实现了做大做强，这样的“进”是理直气壮的，否则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失败了；大批中小民营企业在严酷的市场化筛选中不断消失，这样生生不息的“退”也是难以回避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资本的联合，当前已经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融合，国企与民企已形成了共生共赢的状态。

　　在大企业时代，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构成了国际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大企业通过向贸易、物流、服务等领域的扩张，通过合作、外包等多种形式，带动中小企业的加工、出口、创新和成长，是国际寡头竞争时代的普遍模式。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制造业做大做强，离不开大企业集团。在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赶超的后发国家，大型国有企业完全应该扮演积极的竞争者和合作者，成为联合、带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火车头。国企改革的方向不是依靠政府干预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更不是排斥企业规模化，而是要创造条件让国企与民企更加公平地竞争、合作与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大企业走向世界。

　　大企业时代呼唤国企民企携手共进。在全球竞争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不能借政府干预让国企给民企让路，等待民营企业通过漫长的自我积累成长为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巨型企业。正确的思路是，进一步构建法制化的市场环境，构建包括职业经理人在内的完善的高级要素市场，改善金融体制，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要素加快流动，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强大支撑。当前，尤其要发挥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优势，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推动跨行业、跨区域的联合重组，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快速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9期《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