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刊登了“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报道一组文章，批评新兴经济体国家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反“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是对新自由主义衰落的哀鸣，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不甘失落的心态。

　　一、贴错标签的资本主义

　　这些反“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思想混乱，一是因为其中居然将叶利钦推行的反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行为与他国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旗舰公司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行为相混同。二是因为其中既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发达国家兴起的积极作用，又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应效仿发达国家的老路。三是因为其中既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者“玩我们的游戏”（指学习西方），会使他们成为“自我淘汰”的统治阶层，又觉得“国家资本主义”者“玩我们的游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四是因为其中多处提到“国有企业效率低”的研究结论，但又承认很难精确计算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生产率到底有多高。五是因为其中将中国的私企与国企混为一谈，如私企吉利公司。六是因为其中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这些文章把新兴经济体国家扶持私有大企业的做法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别有用心。享有政府或公开或秘密的巨大支持的私人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如美国金融危机后，其汽车制造业的巨头和一些大银行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而像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样的中国私企，其购买沃尔沃轿车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资本融资的行为却被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据。可见，英刊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反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切优秀民族企业。至于真正体现“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英刊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富国仍然有很多国有或国家主导的公司。

　　因此，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争是个伪命题。其实质是，中心国家反对外围国家崛起，想诱骗它们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以利中心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新兴经济体国家跟进发达国家的缘由

　　英刊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长，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依赖政府推动增长或保护脆弱的行业，就连英国这个自由贸易思想的“圣地”，都曾成立过庞大的国企东印度公司。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塑造出一些能够在全球参与竞争的优秀民族企业。在登上财富500强榜单的新兴经济体公司中，有2/3都是国有公司，余下的大多数公司也得到国家的各种资助。

　　新兴经济体的优秀民族企业能够帮助其制定国际标准，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行事。实际上，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并不只是克隆了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还跟进了发达国家的寡头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执行英美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听任发达国家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完胜自己一盘散沙的众多小企业并大量掠夺自己的资源。现在，它们痛定思痛，效仿寡头资本主义就成了必然选择。当拉丁美洲国家付出了“失去的十年”的惨痛代价之后，决定选择一条社会主义取向的道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学会了不按欧美发达国家的指挥去做，而是选择走自己的路。

　　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明白发达国家可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有。英刊也承认，这些国家只不过是“玩我们的游戏”而已。一旦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跟发达国家学了，发达国家就感觉自己的垄断优势受到了削弱，因而不得不严厉指责这些学生们。

　　三、英刊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跟进模式的“批评”

　　英刊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跟进模式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英刊质疑，国家怎么能管理自己经营的公司？怎么能阻止自己为补偿损失反而损失更多？怎么能在创新要求试验自由的时候保持创新能力？在英刊看来，当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时，其他公司就会受损，国有大企业吸纳了在私有公司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资金和人才，损害的是它们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国有公司利用资本的效率低于私有公司，而且增长速度较慢。如果有些企业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那么确保贸易公平则难上加难。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可能反复无常，公司说到底不是对私人股东负责而是对政府负责，后者不仅占多数股份，而且控制着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政府擅长提供创新的“种子”，但不擅长将“种子”转化为“面包”。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通常不如普通公司，它们不仅追求商业目标，还常常追求社会目标。但英刊也承认，国有企业常常拥有很多经营方面的自由，还培养了更加成熟的一代管理者。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同样是国有。可见英刊质疑的自相矛盾。

　　事实上，“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现对英刊上述质疑作一评析：

　　1. 英刊承认，国有企业的薪酬比私企高，工作时间短，工作也更有保障。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人才也极少到待遇差的私企去，而是到外企或国外去。因此，国有企业显然有助于留住本国人才甚至吸引外国人才。这怎么会损害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呢？当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时，其他公司的确会受损，但多是外国企业。

　　2. 马克思早就指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因此，即便国有公司利用资本的效率较低和增长速度较慢，这也不过是大资本共有的现象，并不是什么问题。

　　3. 贸易公平在国际经济的旧秩序中原本就不存在。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一直都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内，世界变得相对公平一些了。

　　4. 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总是与大资本家的利益一致的，政府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可能对小股东很不在乎，但是哪家私企大股东会在乎小股东呢？

　　5.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历史表明，国有企业同样擅长将“种子”转化为“面包”。

　　6. 国有企业追求社会目标是这些大企业的优点。实际上，大企业对待工人要比中小企业好一些，如今人们早就呼吁私企也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专注于商业目标。

　　四、贴错标签的国际竞争

　　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和寡头公司，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这些企业的比重有所不同。其中最大差别不过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私有的，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是国有的。因此，要给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巴西、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贴标签的话，合适的还是“老牌资本主义”与“新兴资本主义”这两个标签，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标签。

　　那么，英刊为什么执意要贴并不合适的标签呢？这是因为，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并没有同步发生较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统治遭到本国人民的质疑，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感觉到自己的传统优势有所削弱；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要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经济的持续衰退寻找一个替罪羊。同时，他们还感觉到需要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并排除转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把他们自己的问题推到新兴经济体国家身上，指责其利用国家力量谋求不公平优势；指责新兴经济体国家会终结自由市场，要求其国有企私业有化，以便继续任其豪夺。为此，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例如，英刊认为，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

　　英刊的说法再次证实，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崛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的确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并且已经引起了利比亚战争等一些小规模战争。但是，尽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战争的结局未必就对它们有利。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综合运用政治和经济的巧实力，而不是军事的硬实力使新兴经济体国家就范才是上策。

　　五、市场竞争就是以市场换市场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砖国家”。最早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后来加入了南非，成为“金砖五国”。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金砖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大国，有较大的国家市场，从而能够独立自主成长为国际市场的一极。而像新加坡、韩国、智利等国家，由于本国市场小，资源少或资源单一，无法形成国际市场独立的一极。甚至欧洲的意大利、希腊、爱尔兰也只有抱团成为欧共体的成员，才能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极。日本早年主张“脱亚入欧”，也说明日本不能单独成为国际市场的一极。由于“入欧”不成功，日本至今仍附庸于美国。

　　中国曾经提出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但是，为什么要换技术或者说换了技术做什么呢？是为了自主生产。而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生产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如果说中国曾经让出市场以获得技术，那么，在其获得技术后必然要占领一些市场，甚至去争夺市场。市场在哪里呢？首先在国内，其次在国外。但是，要进入别国的市场并不容易。保护关税就曾经是发达国家都曾经使用过的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甚至殖民地市场的最重要的国家干预手段，而今发达国家仍然以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国家干预手段或区域干预手段如欧盟的规定，来保护自身的市场，并用各种国际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国外市场。当年为了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以获得殖民地市场的独占权，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显然，市场竞争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作用。

　　如果当年我国不是以国家力量限制了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就谈不上以市场换技术了。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产能力的增加，国外市场就成为其经济发展所必需，而要进入国外市场，除了武力的争夺，就只能是开放本国的市场，也就是要以市场换市场。反过来，如果外国市场不对本国企业开放，本国市场也没有理由让外国企业进来。也就是说，如果别国不对我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我国也不应当对其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这也是建立平等的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当然，这种原则适用于大致相等的市场之间，像韩美自由贸易区，由于双方市场的不对等，美国对韩国的限制自然比韩国对美国的限制多得多。

　　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己的市场和市场范围，发展中的小国的经济只能在大国的许可下才能得到发展。例如，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美苏争霸和美国对抗中朝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年新加坡也是利用罢工游行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大红标语来刺激美国，从而得到超出当时新加坡最大生产能力的纺织品配额。但是，对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果他们善于保护和利用本国市场，善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联手合作，就有可能争取相对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较公平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当然，除了本身的大市场外，还要求这些国家拥有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而这一点正是这些国家扶持本国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的原因。

　　六、几点启示

　　1. 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联合。既然欧美发达国家借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国企“特权”打压我国，并四面树敌，打压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那么，我国就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联合。加强经贸利益捆绑，加强双边市场的联系，共同抵抗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压，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平等地以大市场来换大市场，争取形成有利于我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2. 理性看待“国进民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国进民退”方面没有理由输给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进民退。在中国讲“国进民退”是要打引号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原则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是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此，“国进”必然就是“民进”，而不是“民退”。

　　3. 不能把“中国模式”当成国家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乱贴标签打压国家资本主义之时，我们更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说明我国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4. 主动应对西方的“贴标签”。我们不能只是被贴标签后被动地加以应对，还要主动地反贴标签，形成互贴的态势，使对方在抹黑打压我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以减少欧美国家对我发展的干扰。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和其他抗议活动如罢工游行时，虽然不表态支持但要明确表态同情，并“呼吁”美国政府尊重民意，等等。再例如，在希腊问题上，应当批评欧盟反对希腊全民公投的反民主做法，大力“呼吁”尊重希腊人民的意愿等。最终迫使欧美国家与我国达成双方均不随便对对方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默契。

　　（本文章摘自《红旗文稿》2012年第9期）